现年35岁的淳安农民章某，因涉嫌偷窃上车乘客的手机被当场抓获，并因此受到了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。拘留期满后，他因不服该处罚决定，而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打起了行政官司。8月22日，杭州江干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，交通治安分局“一把手”出庭应诉，与曾被他们处罚的“扒手”对簿公堂（8月23日《浙江法制报》）。
　　公安局长与“小偷”以平等身份对簿公堂，还真是让人耳目一新。
　　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基于这样一种语境：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、行政处罚法已颁行多年，但作为公权机关，每有行政相对人因不满处罚而提起行政诉讼（俗称“民告官”）时，法庭上往往只见“草民”不见“官人”。虽然不少地方一再以行政律令规定单位和部门“一把手”必须出庭应诉，但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。你想想，在某地一派出所长出庭都被冠以“亲自”的背景下，杭州一公安局长与一讨要清白的“小偷”对簿公堂，不是新鲜事么？
　　其实，在我看来，“一把手”是否必须亲自到庭应诉，真不是必不可少的要素。问题的关键是，无论政府部门被谁告上法庭，该部门都该认真对待，尊重法庭裁决、尊重民意、尊重当事人，而不是不管对错，总是高高在上，有错不纠，不肯“屈尊”与民众法庭上见，甚至在成为被告后还显得漫不经心。
　　公安局长与“小偷”对簿公堂的亮点和看点就在于：原告作为一个已受到行政处罚的公民，认为公安局在办案程序上有瑕疵，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敢于将公安局诉至法院，这是个可喜的进步，说明群众的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；同时，公安局长坦然到庭应诉，和“小偷”面对面，这有利于辩明案件的是非曲直，这又说明了公权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在增强。更深层的法治意义还在于，“一把手”出庭应诉，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了一个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平等对话的平台，给了其充分陈述观点、质疑行政处罚是否符合法律和程序的机会，彰显了法律的公平正义。
　　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更多政府部门“一把手”坦然面对行政案件，既有利于增强“官员”的法治观念，提高其依法行政的水平，更有利于调节、融洽官民关系，对促进官民间的相互信任、构筑和谐社会，都有百益而无一害。